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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小姐资料人文周刊荐读与诗同行的审美人生
发布时间: 2019-11-19

  时隔30多年,常州青城墩遗址重回考古学界视野。如果说良渚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那么崧泽文化则是良渚文化的直接源头,而青城墩遗址恰好处于崧泽晚期向良渚早中期过渡的关键时期,同一族群的先民们在此繁衍生息,两大灿烂的文化类型在此无缝对接。

  青城墩遗址是环太湖地区5500年至5300年之间等级最高的遗址,崧泽文化墓葬中出土的玉龙虽然只有指甲盖大小,却是长江以南已发现的最早的玉龙之一,也是其中尺寸最大的,见证了中华大地上各文化圈交流、融合,是当之无愧的“江南第一龙”。

  11日,记者在考古现场看到,青城墩是一个长约100米,宽约50米的大土墩,距离地面的高度接近6米。考古领队、常州市考古研究所郑铎告诉记者:“这么大的土墩,是崧泽和良渚的先民们在平地上堆筑起来的,在那个没有机械设备也没有青铜器或铁器的年代,人们只有石头和木头制作的工具,全凭肩扛手提,这在当时是一项巨大工程。”爬上土墩,只见一个个考古探方内有清晰的墓葬遗迹,墓坑内有一些破碎的红陶、灰陶器物残片,仍然保持着原器物的形状。更为珍贵的玉器则早已被取回考古所进行整理和保护。

  这并不是青城墩遗址的首次考古发掘。“早在1978年,考古人员曾对青城墩局部进行过发掘,出土了崧泽文化遗物20余件,后来修路又切掉了土墩西部,那里出土了良渚文化早中期的神人兽面纹玉琮等文物。”郑铎说,“此后30多年间,青城墩遗址并未再引起考古界过多关注。”

  2017年8月至2018年8月,为配合常州市漕上路工程建设,南京博物院、常州市考古研究所和复旦大学组织联合考古队,对青城墩遗址进行科学发掘。郑铎指着其中一座墓葬说:“玉龙就是在这座71号墓里出土的,以这座墓主人为代表的贵族群体,应该是整个族群的掌控者。”

  考古表明,崧泽文化时期的先民在这里堆筑了东西两个大土台,其中西侧土台用黄土分四次筑成,每次都在表面用粉白色细土铺盖并夯打,东侧土台的顶部则有意做成正方形。到了良渚文化时期,先民们以西侧土台为基础,向北不断扩建加高,经过两次堆筑,最终形成一个大型土墩。在整个遗址内,考古人员共发现崧泽文化墓葬11座、房址4座,良渚文化墓葬7座、房址2座,出土文物包括石制的钺、锛、刀等,陶制的鼎、豆、壶、罐、杯、大口尊等,最令考古人员惊喜的是各种玉璜、玉管饰、玉琮、玉镯、玉冠状饰、玉瑗等,代表了当时的工艺制作水平和社会审美水准。

  在常州市博物馆的展厅里,青城墩71号墓出土的玉龙正在展出。它的直径只有1.2厘米,借助放大镜,玉龙的细节可以被清晰呈现。玉龙的头部有既长且宽并上翘的吻、一双突出浑圆的眼睛,龙头后面还有两只角贴在颈背上,龙身则卷曲成一个玉环,这条被设计得抽象而写意的龙,是环太湖地区崧泽文化最具审美价值、制作工艺最为高超的艺术品之一。

  历经5000多年时光,71号墓墓主人的骨骼早已腐朽,江南地区的酸性土壤和多雨的气候非常不利于人骨的保存,但是包裹釉质的牙齿是人体最坚固的部位,可以最大程度地抵抗时间的侵蚀。正是由于几颗残存的牙齿,考古人员确定了墓主人下葬时头南脚北,而玉龙则被放置在墓主人的胸前。

  浙江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告诉记者,根据已知的考古发现,在同时期中国各地的新石器文化类型中,龙纹都与先民们的信仰密切相关,而玉器则是信仰的载体。良渚被认为是一个古国,维系这个国家的精神纽带就是玉礼器,通过分配和制作统一的玉琮、玉钺等礼器,维护人们的共同信仰,区分人的等级和权力,确立所有人对权力和权威的认同,从而把人们凝聚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这就是玉龙等器物对于远古社会的精神价值。

  那么,玉龙对它的拥有者又有什么意义呢?上海博物馆考古部原主任宋建表示,玉龙并不是普通的装饰物,也并非玉珠、玉管饰、玉瑗等代表身份的玉器可比,玉龙代表着神权,拥有玉龙表明自己是神在人间的代理人,自己的权力来自神的授予,这在当时的社会中意义非凡。就像中国古代帝王自称“天子”一样,“为神代言”往往衍生出对族群的统治权,至于这只玉龙的主人只是代表神秘力量的巫师,与其他部落首领分配权力,还是集神权、军权甚至财权为一体的最高统治者,目前尚无明确的证据,这既为未来的研究留下探索的方向,也给人们留下了想像的空间。

  把这只玉龙放在整个青城墩遗址考古的大背景下,考古学家们看到的是中华文明的种种源流。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林留根在接受采访时对青城墩遗址作了更宏观的解读:

  后来的良渚文化以及商周时期江南地区流行在人工堆筑的高台上修建墓地和祭台,这个传统源自崧泽文化,在此之前先民们都是在自然山岗上进行营建;

  在土墩下,先民们开挖了宽达18—20米的环壕,距离中心土墩200米处还有一道宽50—60米的环壕,环壕内的高台出现了夯打的地面。如果把环壕里的土堆筑在环壕内侧,并加以夯筑就形成了最初的城墙,可以说开挖环壕与筑城只有一步之遥;

  以玉龙为代表的玉礼器,后来发展为良渚文化以玉琮、玉钺等代表权力和地位,这种信仰体系维护了区域文化的统一,进而在后世形成中国特有的玉文化;

  包括71号墓在内的多座墓葬使用棺材并撒有朱砂,尤其是116号墓有清晰的内棺外椁痕迹,这种棺椁制度被后世所承袭……

  林留根说:“从崧泽文化晚期到良渚文化早期,正是中华文明从孕育到形成的关键时期。可以确定的是,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一脉相承,并作为一个重要源头最终汇入中华大地文化交流融合的浩荡洪流中,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最终形成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一个月前的10月9日,来自中国社科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上海博物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及山东、湖南、河南、安徽等地的专家学者齐聚常州,研讨青城墩考古的新发现。之所以聚集如此“豪华”的专家阵容,是因为青城墩遗址考古是“考古中国: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从崧泽到良渚”的组成部分,属于国家文物局“十三五”时期重大考古研究项目。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告诉记者:“良渚古城申遗成功轰动世界,但是那已经是良渚文化较晚的辉煌时期,学术界目前非常关注长江下游地区是如何从平等社会进入贫富分化的阶层社会的,这是当地文明起源和形成的重要时期,时间大约在距今5800年至5300年之间,属于崧泽文化时期。青城墩遗址给了我们很重要的启示,当时玉龙的制作、墓葬大小等地位差别已经显现,那500年是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进程最重要的一环。”

  在他看来,距今5800年至5300年之间,在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覆盖的区域内,江苏南部是长三角地区社会分化最明显、文化最发达的地方,浙江地区尚未发现与青城墩同样发达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距今5000年以降,以浙北的良渚古城为代表,掀起了文明发展的新高潮,而在良渚古城最为兴盛的时期,以常州寺墩为代表,江苏南部仍然存在着一个很重要的文明中心。

  研讨会上,北京大学玉器保护与检测分析小组公布了对青城墩玉器的检测分析结果。庄丽娜研究员表示,从崧泽文化过渡到良渚文化,青城墩的先民们使用的软玉化学成分保持一致,这说明玉料来源很单一。良渚时期出现了冠状饰和琮,这与良渚古城遗址群一致,但是良渚古城流行的玉隧珠,却在青城墩消失了。玉琮的工艺与良渚古城不一致,很可能是本地生产而非从良渚古城“引进”的,同时高等级玉器产品比较缺乏。这让人猜测,在良渚时期,青城墩在区域内的地位也许并不太高。

  这些信息说明了什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岭接受采访时表示:“以前学界推测,良渚古城是良渚文化惟一的中心,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像一个国家只有一个首都,在那里生产的玉琮等高等级玉器被分配到各地,有点类似于颁发某种认证证书,实现政治支配。然而青城墩考古表明,这里的玉料来源、器物制作和演变都是独立的,这里的神权并不来自良渚古国的授权,也就是说两地之间并非从属关系。”综合张家港东山村遗址,常州的青城墩遗址、寺墩遗址等多处考古信息,与会专家们倾向于认为,良渚古国不是大一统格局,而是多中心的,有点类似于有共同信仰的部落联盟,在太湖以北的苏南地区,有相对独立而连续的发展脉络,存在着一个以寺墩遗址为中心的“文化高地”。

  当先民们在青城墩遗址周边繁衍生息的时候,龙形象在中国北方并不鲜见,然而龙一旦过了长江,变成了“小不点”。

  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时期的玉龙,直径基本在1厘米左右。据统计,良渚遗址群官井头、余杭后头山、海宁皇坟头、海盐仙坛庙、桐乡普安桥、常熟罗墩、昆山赵陵山等遗址均有玉龙出土,虽然数量不多,但出土地域非常广阔,而且普遍有一双圆鼓鼓的大眼睛,让人联想起良渚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神人兽面纹。如果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么当时的先民们一定有特别的好奇心,他们处在蒙昧与文明的临界线上,瞪大了眼睛想观察并参透天地万物、宇宙洪荒。

  这些玉龙是吸收、融合了北方龙文化的产物。在史前遗址如同满天星斗的中华大地上,龙的形象频繁出现,辨识度很高。林留根向记者介绍了此前和同时期龙形象的分布:

  距今8000年前的辽宁阜新查海文化遗址,先民们在聚落中心的广场上,用红褐色砾石堆砌成20米长的龙;

  距今6000年前的湖北黄梅焦墩遗址,先民们用鹅卵石摆出一条4.5米长的龙,龙身呈波浪状如同腾云驾雾;

  距今6000年前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的一处墓地里,先民们用蚌壳摆出与人同高的龙和虎;

  距今五六千年前的内蒙古赤峰市,先民们制作了大名鼎鼎的C形玉龙,鹿眼、蛇身、猪鼻、马鬃的形态特征表明龙形象已经成熟;

  距今5000年前辽宁凌源市牛河梁遗址出土了玉猪龙,猪首蛇身,撅嘴瞪眼,自带种萌萌的表情;

  距今5500年至5300年间的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出土的扁环状玉龙首尾相连,头生两角,嘴、鼻、眼皆以阴刻雕刻……

  正是先民们在青城墩遗址生活的短短两三百年间,来自北方龙文化传播到长江以南,并迅速在环太湖地区流行开,成为人们精神信仰的一部分。一只玉龙折射的,是不同文化圈的交流互动。今天人们往往觉得5000年前不同地区的人们彼此隔绝,没有往来,然而考古发现告诉我们,不同地区的器物交流距离之远、互动之频繁、影响之深远,远远超出今天人们的想像,而中华文明正是因为这种大融合,才迸发出强大的活力,爆发出璀璨的光彩,并最终在5000年前完成了从蒙昧到文明的历史性跨越。

  有趣的是,这只玉龙也让常州“龙城”的别称变得名副其实。史料记载,明代隆庆六年(1572),常州知府施观民建“龙城书院”,清乾隆皇帝下江南在常州天宁寺题写“龙城象教” 的匾额,表明“龙城”的别称已经深入人心。然而这个别称从何而来?历来说法不一,有人说与常州城垣形状有关,“地有龙形,故曰龙城”;民间传说有6条龙降临常州,当地留下了端午节造六色龙舟,在白云溪竞渡的风俗;还有人说是因为南北朝时期,常州出了齐、梁两代15位皇帝……众说纷纭又莫衷一是。此次考古,使常州真正有了“龙”,也为地方文化增添了一段佳话。

  据悉,常州市已对青城墩遗址实施了原址保护,并修改了道路规划,以保护遗址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目前,青城墩遗址已经被公布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她是备受宠爱的江南闺秀,是风华正茂的北大高材生,却奉献了大半辈子的光阴守护着荒野大漠的七百三十五座洞窟。人们亲切地喊她“敦煌的女儿”,她却说,我其实也想过离开。然而,在每一个荆天棘地的人生路口,她都选择了坚守。她是樊锦诗,1963年北京大学毕业,进入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历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为敦煌文化的研究、保护和传承奋斗了56个春秋,并且还在继续做着贡献。2019年,国庆前夕,樊锦诗先生获颁国家荣誉称号勋章。

  日前,译林出版社推出了《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这也是她首次直面读者,亲述自己不平凡的人生。该书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顾春芳执笔。在新书发布会上,面对大家的称赞与崇敬,樊锦诗是谦虚的,对她而言,她一生挂念的,至今仍在为之奔走的——仍是敦煌。

  “我的经历很简单,出生在北京,上海长大,北大求学,到敦煌工作。我从来没想过我要写什么自传、回忆录。”樊锦诗说,自己年纪大了,可是在发言中每位观众都能感受到她干练的性格与深厚的学养,以及她对敦煌毫无保留的爱。

  真正让她动念写自传的,除了这些年友人的建议,还有一种责任感。她觉得自己有责任把她在敦煌研究院工作几十年见证的历史写下来,把那些和研究院前辈、同仁一起工作的故事记录下来。她讲到在工作中看到常书鸿院长、段文杰院长为敦煌所做的一切,讲到坚守敦煌的研究者恪尽职守,讲到在条件依旧艰苦的情况下,依然有人深入大漠,默默无闻地把一生奉献给敦煌:“他们对敦煌的爱真的是发自内心。敦煌能从老照片的废墟里,走过70年,到如今建成敦煌研究院,真正是这些老先生们带头留下来的。他们为之奋斗,白手起家,无怨无悔。我们这些后生呢?好像也要做点事儿。”

  于是,这本自传就在她的讲述和执笔者顾春芳的记录中开始了。作为执笔者,顾春芳说,《我心归处是敦煌》是她研究写作生涯中格外不同的经历。撰写这本书花费了四年时间,“用四年时间为这样一位令我发自内心尊敬的人写一本传记非常值得。我并不是研究敦煌学和考古学的学者,写作这样一本书要重新学习,要做许多准备。敦煌学的相关文献,敦煌艺术的相关研究,考古学的相关知识,壁画保护的理念和方法都是需要我逐一深入了解的领域,无论做多少准备都是不够的。”顾春芳说,写作樊锦诗的传记她必须了解敦煌的学术史,但她并非写敦煌的学术史,“我要写的是一个对敦煌学的方方面面有广泛研究并一生践行的文物保护学者的心灵史”。

  樊锦诗对敦煌的保护,不仅是考古文博专业方向内,更在于她对保护敦煌理性的态度,有时候这态度甚至是激烈的。

  1998年,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的院长。正值西部大开发、旅游大发展时期,莫高窟的游客数量呈现急剧增长态势。1979年只有1万人,1984年突破10万人,到1998年达到20万人。面对敦煌旅游开发的热潮,樊锦诗非常矛盾,面对当时有人提议“大景区开发模式是大势所趋”,甚至要将敦煌纳入“敦煌莫高窟-月牙泉大景区建设规划”并交由企业管理,樊锦诗寝食难安。“毫不夸张地讲,那些日子里,我只要一想到让旅游公司经营管理莫高窟这样具有特殊价值的人类文化遗产,就会惊出一身冷汗。”樊锦诗在书中讲到。

  时至今日,她提到当时外界嘈杂的声音,态度仍然是坚决的,“大景区当然不是大势所趋。”

  对樊锦诗而言,她视保护敦煌为一生的使命,“现在有一种想法,觉得文博研究花了这么多钱修复文物,总是提保护,就会影响旅游行业的收入。好像文物的一切意义就是旅游——也不是不对,但是有一条,文物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简单一点说,保护和开发是有矛盾的,而我们的敦煌研究要做什么?就是完整、真实地保护她的历史信息,把她的价值传给子孙后代。如果没有好好挖掘文物的价值就让企业来开发旅游,那我就是罪人。白小姐资料,”樊锦诗说。

  而这样理智冷静的声音,在当时被一些断章取义的媒体曲解了。“后来一些媒体总是说我反对旅游。我从来没反对过旅游,大家关注莫高窟是多好的事!敦煌研究院为了让游客游览好,不知做了多少工作。”

  在新世纪之初,她拒绝了大景区的企业化开发,而具有前瞻性地将敦煌的保护工作放在“敦煌石窟文物数字化”工程上——这个工程采用数字采集、数字处理、数字存储、数字展示、数字传播等数字化手段。

  “‘数字敦煌’包含两个方面的设想。 第一,数字化的敦煌壁画信息库建设,真实保存壁画本真信息,同时也可以真实反映壁画当前的状态,使数字化的敦煌壁画图像日后成为第一手的壁画信息资料,既可以为敦煌艺术的保存和研究提供基础性的信息,也可以为制定壁画保护的措施和研究壁画变化的原因提供最可靠的依据,作为壁画保护的重要档案资料,同时也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研究成果以及相关资料汇集成电子档案。第二,找到一种方式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级智能数字图像,利用敦煌数字档案开发数字电影,使敦煌艺术走出莫高窟,游客可以‘窟外看窟’,减轻洞窟的开放压力,真正地实现一劳永逸。”樊锦诗的自传中如此写道。如今游客再前去敦煌,在数展中心看到的4K高清宽银幕主题电影《千年莫高》和8K实景球幕电影《梦幻佛宫》就是数字敦煌面向公众的最好展示。 张知依

  近日在南京举办的“地方志与长三角一体化论坛”上,来自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的学者围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长三角方志文化等命题展开深入研讨。以“江南文化与长三角”为主题,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复旦大学资深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葛剑雄回溯江南文化的形成发展过程,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对江南文化的赓续和长三角一体化进程,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我们讲江南文化,实际上是在讲江南文明,江南文明是几千年来江南人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葛剑雄认为,江南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是中华文明的一个亚文明。

  出生于浙江湖州南浔古镇的葛剑雄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对于“江南”,他有着更深的理解和感悟。他指出,早在先秦时期就有江南的名称,但当时的江南不是指长江下游,而特指长江中游,即现在江西、湖南一带的长江南面。从地图上看,安徽到南京这一段长江的走向是从西南到东北,所以现在的江南在当时被称为江东,有“江东子弟”等说法。

  此后千年岁月中,江南的范围慢慢扩大。从行政区划来讲,唐朝设立江南道,管辖范围主要包括今天的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上海以及安徽到江苏这一段长江以南地区。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江南道中又分出江南东道,治所设在苏州,管辖苏南、上海、浙江、福建及安徽和江西相邻的几个县。

  宋代设江南路、江南东路。元朝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设江南行中书省,治所在今南京,管辖现在的江苏、安徽、上海等地区。洪武元年,又改称中书省(京师)。清朝入关定都北京,将南京改称江南省。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分置苏、皖两省。

  葛剑雄认为,如今的江南已成为大家固定使用的特有名称。狭义的江南,主要指明清时代江苏、浙江的八个府和一个州,即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江宁府、太仓州及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广义的江南,指的是江苏、上海、安徽的长江以南区域和浙江钱塘江流域,还包括江苏的扬州、江西在长江南面的几个县。

  葛剑雄认为,无论是狭义的江南,还是广义的江南都具有相对共同的自然条件,“江南的地形地貌主要是平原、丘陵、河流和山地,即便有高山,距离平原也不是太远。”在江南内部,人们主要从事农耕稻作。先秦时,江南闭塞封闭,气候恶劣,在全国来说非常落后,以致于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江南卑湿,丈夫早夭”(长江以南气候恶劣环境差,多雨湿润,成年男人都不长寿)的说法,那时的人们对江南地区的生存环境心存畏惧。

  后来,随着气候的缓慢变迁,北方的黄河流域变得干旱,但江南气候却变得温和,反而越来越合适人类生存。随着两晋之间的永嘉南渡、唐代安史之乱导致的南渡以及北宋末年靖康之乱导致的大规模南渡,大量的北方移民涌入江南,给落后的江南地区带来了高素质的人才和先进的生产技术,江南地区也得到充分开发,在经济和文化上越来越繁荣。至少在唐代以后,江南就已经成为诗人们心中向往的“远方”。葛剑雄说,白居易写下“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正是为了表达对江南的赞美。宋代后,又出现了“苏常熟,天下足”的民间俗语,“也就是说,只要江南的苏州和常州获得丰收,全国的商品粮就能够得到保证。”

  而明清以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在民间日益流传,充分证明了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江南已成为全国最先进和发达的地区,www.49899.com里昂:看好绿城服务社区增值服务扩张!同时也是文化上难以企及的高地。

  在熟谙江南的葛剑雄看来,江南文化有四个显著特征值得细细把握,在今天的“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依然具有现实价值。

  首先,江南在很多方面始终代表着全国的最高水平,不管是江南的学术、文学、艺术、民俗,其历史底蕴和文化厚度都是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江南孕育了很多高雅的文化,如“百戏之祖”的昆曲正是诞生于江南。还有一些艺术门类虽不源于江南,却是在江南发扬光大,比如有三千年以上历史的古琴艺术,是在江南被提升到更高水平。

  其次,江南文化的精神特质是开放包容,“以永嘉之乱为例,很多北方贵族刚刚来到江南,开始并不习惯南方生活,他们吃惯了面食,就在江南试种小麦,但最终失败。于是,他们积极融入江南,将北方的文化与江南相融合,形成了新的江南文化。全国的文化精华被江南所吸收,客观上也养成江南开放包容的性格。”

  葛剑雄以自己所处的上海为例,众所周知,上海是一座移民城市,民国时期,上海公共租界中的外来移民多数来自浙北,华界中移民多数来自苏南。在这座大都市,江南人特有的兼容并蓄的性格得到彰显,江南优秀文化得到传承,一批高素质的、胸襟开阔的的人才涌现出来,“上海近代以来的名人,大部分都是江南移民或者移民后代”。上海开埠以后,拥有开放心态的江南年轻人积极出国留学,又将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带回江南,反哺一向乐于接受新生事物的江南文化。

  第三,江南商业文化传统历来发达。在中国古代儒家观念中一直重农轻商,但在宋朝以后的江南,重视商业文化,崇商从商的风尚日益突出。“明朝是,江南人口增加,赋税繁重,农业生产无法供养江南的富裕生活,官员、士人阶层纷纷意识到了商业、服务业的重要性。此外,江南人对生活的精致追求,将对基本物资的利用推到了极致,也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机会。”葛剑雄以苏州为例,明朝时富裕的苏州人讲究豪华的排场,婚丧喜事要大操大办,当时已出现类似于今天婚庆公司的行当,养活了一大批专业服务人员。在葛剑雄的家乡、丝织业发达的南浔镇,商人们很早就将眼光投向海外,纷纷学习洋泾浜英语,在将中国丝绸推到海外的过程中大显身手,积累了巨额财富。

  第四,江南的市民文化非常发达。葛剑雄指出,明朝时江南就已出现了当时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形成了数量较多的市民阶层。这一阶层具有人口集中、有余暇时间、识字等特征,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发展,推动了人性解放和社会进步。

  在推进长三角一体化的进程中,应从历史中寻求经验和借鉴。葛剑雄说,古代江南不同地域之间的往来一直频繁密切,江南拥有密如蛛网的水系,各地间人际的交往、物产的交流、信息的交换极其方便。以徽州为例,徽商往来于皖南和浙江之间,充分利用了新安江—富春江的水系,“徽州深山中所产的石料、木材顺流而下,运往浙江;而来自浙江的各种物资,也可以通过水运送到徽州。”

  反观现在,葛剑雄认为,推进长三角一体化,政府应打破不适当的行政壁垒,协调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建立利益共同体,打通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展望未来,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苏浙沪皖协同发展,既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又为区域共同进步、共同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域“总之,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应真正建立在一个开放的、文明的、先进的江南文化的基础上。”葛剑雄说。

  “快节奏的现代社会,品读古诗词,相当于给很紧的生活开一条缝隙,风雅会顺着这条缝隙进来,悄无声息地将人生浸润得丰盈洒落。” 11月11日,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潘向黎来到扬子江作家周,与读者一起探讨文学形式多样化的今天诵读古诗的乐趣。

  在潘向黎看来,读古诗词不该是刻意的。“不要因为别人说古诗很好而勉强自己去读。一口气下单二十多本唐诗、宋词、元曲,结果还是没时间看,没兴趣读。”她认为,其实古诗词是滋养中国人精神的丰厚土壤,生活中到处都有它的身影。“比如你今天上班时听到领导的一句致辞,或者看到某个演讲中的片段,甚至在地铁的广告里,都可能恰到好处地插了一句唐诗。你看见了,记住了,自然而然地接受古诗的熏陶,我把这种读法叫做‘随遇而安’。”

  但如果想具体地学习古诗,除了“随遇而安”,还要“顺藤摸瓜”。潘向黎举例说,“在场的读者大多是南京人,在我心里,写南京城最好的诗是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蕴含了极大的气魄、见识和富含历史性的眼光。刘禹锡与南京有很深的渊源,他创作的《金陵五题》七言绝句、《石头城》《乌衣巷》等名篇传诵至今。如果你觉得刘禹锡的诗不错,那该怎么去了解他呢?不妨就把南京当作一根‘藤’,顺着能摸出很大的瓜。”

  “顺藤摸瓜”,也意味着不要放过读不懂的古诗。“为了一首喜欢的古诗词,你才会有动力去查阅不了解的字、词、背景、典故,并自觉地体会古人的心情。”潘向黎说,“很多古诗展现的是诗人的风雅,比如游山玩水,饮酒赏月,但其实绝大多数古诗是诗人在谪官时写就的。字里行间的悠闲可能是自我宽解,可能是孤独寂寞后短暂的喜悦,也可能是为了安慰朋友和家人。”潘向黎说,每每读古诗词,总觉得汉语表达有无限可能,就像古人在诗里藏了一个密码,解密过程本身就乐趣无穷。

  潘向黎认为,心境也是一根“藤”,以己心度诗人之心,是读懂古诗的不二法宝。“在古诗中,我们读到很多貌似平和却暗藏牢骚的话。读这类诗,我们可以想想苏东坡、柳宗元身为天纵之才,也只能囿于一隅,而我们至少能够选择喜欢的工作。”潘向黎表示,其实很多在现在看来并不出名的诗人,在其身处的时代也很可能是受人瞩目的天才,然而因为身不逢时,就这样消散在历史尘埃中。和他们的遭遇相比,如今一些年轻人职场的苦闷和失意其实是微不足道的。

  为了解释“心境”,潘向黎又举了一个例子。“前不久,有个朋友失恋了,他问我,能不能推荐几首古诗?我回答说,无论如何不要读李贺,因为李贺的诗风格阴冷幽森,瑰丽带鬼气,容易让你产生偏激情绪。可以读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高昂的自我意识仿佛充塞天地之间,令你豁然开朗;或读李商隐,他的爱情诗很有个性,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心境去理解那些细致唯美的诗句,反复品味爱情缠绵悱恻的况味,作一点情绪的发泄。”

  潘向黎现场解读了李商隐著名的爱情诗《春雨》。“‘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从这句诗中,仿佛看到一个爱而复失的青年书生回环往复、不可自拔的深情和怅惘。他绝望无奈又抱着一腔孤勇的感情状态,也令人感悟到现实人生很多复杂的瞬间都是如此,无论现实如何,只因抱定坚守的心,才显出圣人般的境界和情怀。”

  现代已不是古诗的时代,但是今人和古人的心境是相似的,有着相似的情感需求。潘向黎说,现代家庭生活有波折,也可以品读古诗。“抱怨家庭里婆媳关系不和的人,应该读一读《钗头凤》,了解下宋代诗人陆游和他的妻子唐婉的爱情悲剧。两首《钗头凤》彼此唱和,记述了陆游与唐氏因陆母不满而被迫分开,后在沈园偶然相遇的情景,我们可以从中读到那种令人揪心的怨恨愁苦,难以言状的凄楚痴情。这让我们认识到,即使不是那么知情识趣的亲人也要珍惜,不要让家庭关系破裂到无可挽回的境地。”

  “志得意满的人,一般不会写诗,大部分诗歌都是在孤独中写成的。”潘向黎寄语读者,孤独时,读一读古诗。“这些文字是随叫随到的朋友,等待着和你相遇并产生共鸣。有时候,我甚至认为诗人是心理医生。你可能会觉得这话奇怪,杜甫没有告诉我什么呀?白居易没有为我解答任何人生问题呀?但就在读诗的潜移默化中,你渐渐懂得那份心境,自然能够给人生一个虽不圆满但心甘情愿的解答。王小波说,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我愿大家与天地为朋,与古人作友,买一把韭菜,会联想‘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想到这是一把杜甫的韭菜;看到一枝白牡丹,会吟诵‘白花冷澹无人爱,亦占芳名道牡丹’,想到这是一株白居易的白牡丹……这些简单日常中的灵光一现,特别私房的审美体验,总让我乐不思蜀。对古诗的爱,也应如是融入生活,如盐着水,素朴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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